这种公民意识就是对公共权威的尊重，即对法律和各种规则的尊重。

"（《尚书·尧典》）   若继续全盘西化，基督教化的中国或许就会出现 儒家网：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迅猛，有人担忧"多一个基督徒就少一个中国人"，但有人却认为，即使全部中国人信了基督教，改变的不是中国人，而是基督教。对袁先生的这个论断，您如何回应？ 张祥龙：这种先设立西方的一些标准来指责的方式，它的有效性、真实性从根本处就可疑。

此外，承认儒家的不二根本是家庭，是孝悌，是亲亲而仁，一切政治设计和文化策略应该以家为基，应该是另一个共识吧。无论如何，二十世纪是儒家在自己的祖国被摧残和"打倒"的世纪。  儒家的优势在对人伦亲情的原初理解和深化 儒家网：您一直呼吁和论证要成立"儒家文化保护区"或"儒家特区"，也就是您所谓的重建儒教的"中行路线"，引发了很大关注和争议。  驳林毓生：儒家不会以西方为模板来强迫自己就范 儒家网：最近一期的《财经》杂志以"新儒学何往"为专题，发表了林毓生、袁伟时、高全喜先生的三位文章，林毓生先生认为，儒家的理想是用一个道德圣人做政治领袖，而非如何用制度防范权力腐化，这是儒家的一个缺陷，所以，他认为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必须经过"创造性转化"，才可以发展成为自由民主的思想基础。但是，如果继续新文化运动的各种颜色的全盘西化道路，还以陈独秀、胡适、吴虞、鲁迅、傅斯年、钱玄同等人的眼光来评价、打压中华传统和儒家，那么一个基督教化的中国或许就会出现，因为在方兴未艾的西方式全球化的历史潮流中，这个宗教有最强的国际背景，有极严格的组织、财力，以及教育、文艺、媒体、经济的动员力，足以填补传统消失后的真空。

这也就是儒家与左右两派的不同处，他们或以个人自由或以社会国家为基本。我已经在《深层思想自由的消失――新文化运动后果反思》一文中有回应了。他所强调的是，近代国民一定要尽自己对国家所负担的义务，追求益群利群，不能够只享受群体的好处而不承担对于国家的责任。

可见他对前期的文化决定论是有所更改的，要因时因地制宜。但在基本道德价值、基本人生理念、基本修身方法，以及文化认同上，仍坚持肯定儒家的基本观念。他提出没有公德是不能组成一个国家的，公德和私德是道德统一体的两个方面，独善其身者是私德，相善其群者是公德。如果仅仅从推动思想进步、历史进步这个角度去看他的历史贡献是不够的。

近代以来有些西方政治思想家主张，不要把适合于私人生活或个人关系的道德标准用于政治行为，但20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不赞成把公德与私德截然分割开来，那种认为公共生活中可以完全不顾私人生活的道德标准的主张在现代政治生活中已经无法立足。这表明在大多数学者来看，梁启超论公德的思想才是最有意义的。

要真正了解梁启超的思想，一定要破除一个观念，就是启蒙的一元论 梁启超一生思想变化很大，梁任公的思想和学术研究的方面也很广。就公德的条目而言，梁启超在《新民说》中特别立专节论述的，包括国家意识、进取意识、权利思想、自由精神、自尊合群、义务思想等，这些对当时的国人是振聋发聩的。在梁启超以前，新民的呼吁已经出现，比如严复《原强》里面提倡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梁启超在《新民说》里也围绕新民德展开。但一年多之后，他的思想有所变化，重新重视私德的意义，著写了论私德作为该书的第18节。

当然这个说法也是有问题的，因为社会公德应该说是和社会组织的形成同行壮大。在梁启超的时代，因为共和国还没有出现，是封建王朝的子民，当然没有近代国民资格的自觉。在论述正本、慎独、谨小这三纲领的意义时，他以王阳明《拔本塞原论》为依据，充分显示出王学在他的德育观中占有主导的地位。他甚至提出道德本于良心的自由，无古今、无中西、无新旧。

梁启超在这里明确地否定了他在《论公德》篇中表达的道德革命论，因为道德革命即是一种激进破旧主义，正是他在此时力加反对的。可见《德育鉴》是根据《论公德》与《论私德》的思想，编述古人道德修身治心的语录，作为德育的参考。

但梁启超的公德说受到日本近代重视公德的影响，如加藤弘之等人的国家主义的影响。他认为梁启超的人格理想已经不是传统的内圣外王理想，梁启超《新民说》主张的道德价值也多为新的价值观，更对传统秩序和制度提出了改革的挑战。

他在《新民说》第1节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里说，公德是人类社群、国家组织成立的根本,使个人与国家联结成一体成为可能。梁启超在这里解释说，在过去的一年里，他所写的《新民说》的此前部分，即第1节到第17节，大力提倡公德，而未列举私德，并不是说私德不需要，而是因为中国古先圣贤论述私德已经圆满充分，不必再费词舌。然而没有想到，在倡扬公德时，有些人把公德和私德对立起来，从而不仅没有利国利群，反而由于蔑弃私德，引起社会的不满。这是《新民说》一个基本的态度。《新民说》是梁启超1902年初开始写作的，应该说是他关于民德思想，从提出到转变完成的这个时期。梁启超在鼓吹公德的时候，他近乎把公德作为国家成立的坚决条件。

但是如果私德不立，则用以推扩的基础也无以成立，这和他前期的想法是不一样的。他说：夫一私人之所以自处，与一私人之对于他私人，其间必贵有道德者存，此奚待言？一般认为，梁启超对公德的倡扬和呼吁直接来自于他在这一时期的国家主义立场和对作为近代国家的日本的建设的借鉴，还有日本一些学者的影响。

两者都是人生必需的道德，也都是立国所必需的。应该指出，1903年梁启超的美洲之行，因看到新党的腐化，深为不满，最后导致了他思想的转变。

也就是说公德是个人与社群关系的道德，私德是个人求自身品性的完善。这一说法实际上是把道德归结为美德，带有德性伦理学的色彩，因为公德指向公共生活，私德关注个人品质，后者是德性论，前者是规范论。

而事实上德育对于救世救国更具根本性意义。于是，他提出今天的历史处境已经根本改变，在新的历史形势下，为了中国的生存发展，需要一种新道德，以团结国人，改善、发展中国。在这一点上，不仅把公德看成私德的推广，而且把新道德在道德革命的问题上也做了改写。而行道德，即道德的实际实践，则应根据社会习俗、文化、制度的不同而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在近代中国的转变时期，就是应当主要依据于中国的传统进行德育教育。

另一个意义就是要学习采纳本来所没有的新道德而使其纳新、开新、更新之，两者要兼备。因而，个人所没有的德性，也不可能成为团体共有的德性，就好像一个盲人组成的团体不可能有视觉明亮的德性一样。

在他看来，近代德育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以智育代替德育,把救国的重点放在智育之上。但梁启超以爱国的民族主义作为出发点，把个人对群体的自觉义务，特别是个人对国家的自觉义务，看成公德的核心，这显然反映了中国近代民族国家受压迫而欲自强的时代要求——救亡图存。

他在《新民说》第5节论公德就开始全面论述关于私德与公德的理解和认识。但是这些讲法都没有梁启超后来在日本时写的《新民说》那么系统、雄辩，影响巨大。

和作用相对的是本体，从本体来说，公德是团体成员共同具有的德性。从《新民说》最后完成的整体来看，梁启超对公德和私德是同样重视和肯定的。所以就公德而言，道德是随历史的演化而变化、发展、进步的。他认为，西方道德的根源，起于宗教制裁、法律制裁、社会制裁，这三者在古代中国是没有的，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建立不起来。

梁启超强调：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研究梁启超现有的国内外论著，都是讨论《新民说》前期论公德的思想，把论公德作为梁启超道德伦理思想走向近代和批评传统思想道德的政革，而很少有学者顾及《新民说》后期所写的内容。

这种深刻性不仅超越了同时代的学者，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后来五四运动的新学者所不及的。其前言首曰：鄙人关于德育之意见，前所作《论公德》、《论私德》两篇既已略具，本书即演前文宗旨，从事编述。

他晚期所写的《私德说》，和前期所写的《公德说》，共同体现了他的道德思考，补充了公德说的基础，揭示了他的思想贡献，以及中国传统道德思想从传统到现代转换的合理途径。黄遵宪这一时期与梁启超信件往来较多，对梁启超影响较大，但梁启超并没有按黄氏所劝去编著德育教科书，而是作了《德育鉴》这样的传统德育书。